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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发电技术为环保添助力一文了解该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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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Goods),是非竞争(Nonrivalry)、 非 排 他 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很多结论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这种打开TFP黑箱的尝试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思维的人来说,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 究 增 长 的 格 罗 斯 曼(GeneGrossman) 和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Aghion)和霍伊特(Peter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遗憾的是,正当内生增长理论方兴未艾时,罗默“坏孩子”的本性却显露了——作为这一领域开创者的罗默竟从学术界消失了!此后二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发表过重量级的论文。到底是他江郎才尽了,还是上帝不想通过罗默告诉我们更多增长的知识?关于这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罗默淡出学界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在这段时间里,他创过业、搞过“宪政城市”实验,还在2016年出任了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由于他鲜明的个性,很快又离开了这个外人看起来显赫异常的位置。

有人说,根据罗默的贡献,如果他乖一点,恐怕早就获诺奖了。我想,这一点应该是确切的。不过,与洒脱地生活相比,早拿诺奖真的那么重要吗?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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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发电技术为环保添助力一文了解该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与罗默的天马行空相比,诺德豪斯的人生要平淡得多。他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回美国后就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时,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的课程,并受其影响爱上了经济学。从耶鲁毕业后,他继续进入麻省理工深造。当时,他的导师正是索洛教授。从麻省毕业后,他回到了母校耶鲁,并一直执教至今。

在耶鲁的几十年里,诺德豪斯可谓成就无数:他获得了学院最高的教授头衔——斯特林讲席教授,成为了萨缪尔森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钦定合作者,教出了著名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但众多成就并没有改变他的谦逊和低调。即使当他获诺奖的消息传来,校方要为其举行庆祝时,他也因正在上课而要求推迟仪式。

或许是受导师索洛的影响,诺德豪斯一直对增长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他就发表了多篇关于增长问题的论文。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将马尔萨斯关于人们能否突破资源限制、获得持久增长的问题重新摆到了人们面前,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自然,这场争论也吸引了诺德豪斯的关注。

在《增长的极限》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限的资源必将导致增长的停滞,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耗尽后,将会对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对这个观点,诺德豪斯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虽然资源数量表面上是有限的,但科技潜力能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中,诺德豪斯进行了一项测算:根据测算,虽然当时的化石能源仅能够使用520年,但如果开发使用核燃料,现有的资源储量就足够使用530亿年。而如果进一步开发太阳能,可用的能源则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套用索洛的框架,那就是只要TFP增长足够快,即使是资源有限制也不怕。

尽管诺德豪斯并不赞同罗马俱乐部对于增长的悲观观点,但他对于潜在的增长障碍一直充满了警惕。而在这些潜在的障碍中,气候变化显然是最需要引起关注的。为了搞明白气候变化可能对增长带来的威胁,他尝试着把气候这个因素纳入到传统的增长模型当中。他的做法很简单:影响气候的CO2等气体的排放可以被作为一种影响产出的“存量”纳入现有的增长模型,而人类活动的进行则会产生“流量”。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这些“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进而会引起环境的变化。应用这套思路,就可以在人类活动、环境存量、环境变化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之间建立起一套因果关系。而一旦建立起了这套关系,就可以利用简单的边际分析法来考察温室气体的最优排放了。

在构筑了理论模型后,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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